女性与晚清中国影像
本文原载于《经典摄影（The Classic Photography）》22年秋季刊，作者斯泰西·兰姆布罗（Stacey Lambrow）是洛文希尔中国历史摄影收藏公司(Stephan Loewentheil Historical Photography of China Collection)的专职研究员。以下是原文翻译：1844年11月21日，法国银版摄影师儒勒·伊蒂埃（Jules Itier）在日记中写到，参与《黄埔条约》谈判的中国高级官员潘仕成（Paw-ssé-tchen）的母亲自愿成为他们家中第一个接受拍摄的人。潘仕成的母亲拍完照后，他的妻子拒绝了拍摄机会，于是他的妹妹便成为下一个坐在伊蒂埃镜头前的人。紧随其后接受拍摄的还有这位中国官员的奶娘、孩子以及孙子。可惜的是，这些银版照片并未保存下来。伊蒂埃是有据可查的最早在中国进行摄影拍摄的人，他的日记也表明，摄影这一媒介刚刚进入中国，中国女性就已经开始作为被摄主体参与其中。https://www.amitufo.net/source/plugin/aljtpbdh/img/20250811/1754881264-2281.jpg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摄影艺术在中国逐渐发展，女性不仅是摄影艺术的消费者，也成为了摄影作品的创作者。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是已知最早在中国进行摄影创作的女性之一，她在19世纪90年代游历中国时拍摄了许多照片。大约在同一时期，耀华照相馆刊登广告，告诉上海的女性顾客们，可以享受女摄影师梅·琳达·塔尔博特（Mae Linda Talbot）提供的专门服务。她们是中国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女性摄影师，出现在晚清时期。
大多拍摄于数晚清时期的中国女性照片中，被摄者姓名并未被记录，许多拍摄者也已无从考证。随着对中国摄影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出现在19世纪照片中的中国女性姓名将会被发现，而更多中国早期摄影的先驱者也会被进一步确认。当然，也会有更多事实证明，在中国早期从事摄影的人当中，女性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摄影艺术的成形初期，中国女性以多种方式参与其中。她们与男性一同在摄影工作室里工作，有些人是工作室老板的妻子或女儿，可能担任冲印师、修片师、上色师、摄影师或工作室管理者等不同角色。此外，女性也作为早期摄影作品的被摄主体出现，那些影像被视为19世纪最杰出的摄影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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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档案记录和原始照片的匮乏，过去人们往往会对晚清照片中女性的身份产生一些轻率的推测，简单地认为她们多半是青楼女子。事实上，所有社会阶层的女性都曾成为早期摄影术的拍摄对象，其中既包括贫穷阶层和劳动阶层的女性，也包括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力的女性之一——慈禧太后。晚清时期最出色的女性摄影作品通过对家庭生活、姊妹情谊、母职以及女性在19世纪所从事的工作的描绘，实现了中国传统肖像画所追求的传神之境。
晚清时期数量最多的女性摄影作品出自中国那些国际化通商口岸城市中的照相馆。要欣赏这些女性的肖像照，必须理解传统中国视觉文化对早期摄影师及其赞助者的强大影响。这些照片中通常蕴含大量象征美丽、长寿、喜悦、相思以及爱情的中国元素，它们通过菊花、牡丹、折扇与团扇等道具得以表现。在创作摄影棚肖像时，中国摄影师借鉴并重塑了传统中国绘画中的构图、母题及叙事手法。艺术史学者顾伊指出，摄影发明后最初几十年间，中国用来指代摄影的十二个词汇，全部源自于既有的肖像绘画术语。相机精确呈现人物形象、揭示人类情感、触发观众共鸣的能力，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创作灵感。即便最早的摄影工艺对技术要求极高，中国摄影师仍能创作出许多令人难忘的女性肖像。在一些早期照片里，女性们会彼此手牵手，温柔地展现出她们面对相机和摄影师时的复杂感情，含蓄地传达出晚清女性之间身上强大的社会束缚。在当时，女性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只能活动于家庭内部的圈子。这种社会环境也直接影响了这些摄影作品的拍摄方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决定了照片冲印出来后能被谁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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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份不明的摄影师在19世纪60年代拍摄了一张极具冲击力的合影，画面中有三名女性和三名儿童。照片背面题有“厦门女性（Women of Amoy）”的字样。这这张略有些复杂的画面里，一位衣着华丽的女子坐在那里，直视镜头。她一手拿着摊开的扇子，另一手端着茶杯，膝上还坐着一个装扮讲究的孩子。在她周围则有仆从，包括一位年轻的奶娘正怀抱着正在吃奶的婴儿。奶娘似乎有些惊愕地直视前方，一边为孩子哺乳，一边也展现在镜头前，成为这位贵妇财富的活生生象征。这张照片本身存在某种矛盾，它以高调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一位富裕母亲在私密生活中所享有的特权。这位母亲以相当显贵的姿态与服饰示人。而她不太可能是在与一位男性摄影师同处一室，意味着这张照片很可能由摄影师的女性助理拍摄，或许是摄影师的妻子或女儿。在晚清时期的社会规范中，女性被限制不得与家庭之外的男性接触，深居闺阁被视为一种美德，因此女性在拍照时往往要求避免与男性摄影师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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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瑞士先驱摄影师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在广州为一位朝廷高级官员的妻妾拍照。照片中的女性姿态营造出一种优雅的构图，她们彼此微微倾向对方，形成了一个明亮的三角形结构，光线在这奢华的场景中来回反射，看上去庄重、自信且放松。立体照片背面的说明文字解释说，这张照片是隔着帘子拍摄的。该系列其他贵妇照片的说明也提到，当初拍摄时就要求“摄影师不得直视这些女士”。在同意拍摄前，这些女性坚持罗西耶不能亲眼看见她们。相机的镜头只是通过一块长帘从摄影师和被摄者之间探出。“一位女翻译……让这些贵妇摆好姿势，并提醒她们保持不动。”据推测，正是这位女性帮忙取下镜头盖进行曝光。虽然这张照片并未署上这位女士的名字，但若没有她，这幅肖像就不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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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19世纪晚期在中国工作的知名男性摄影师会邀请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协助他们，从而赢得部分女性顾客的信任并达成生意。在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严格的性别隔离将女性与男性分隔开来。然而我们现存的女性照片表明，摄影师们还是想方设法让女性能出现在镜头前。赖阿芳、缤纶摄影工作室、梁时泰以及其他摄影师都创作过颇具亲密感的早期女性肖像作品，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震撼当代观众。到了19世纪80年代，位于上海的宝记照相馆、耀华照相馆以及月来容照相馆通过广告来吸引女性顾客，一些照相馆甚至专门设置了女性摄影棚。广告还鼓励女性顾客，可在自己家中或花园里接待摄影师上门服务。由女性管理的摄影工作室承诺会谨守隐私，并保证不会转售女性顾客的照片。然而，在19世纪，女性的私人肖像被照相馆在未获本人许可的情况下以“美人”或“人像”为名转售的情况也很常见。摄影利用了一些中国女性，反过来也有一些中国女性利用了摄影这一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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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期，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慈禧太后（1835-1908）认识到了摄影的力量并加以利用。她以女性身份垂帘听政长达四十多年，逐渐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之作为彰显新国家形象与表达自我的一种有力手段。她的肖像成为第一张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公开传播的中国皇室统治者的摄影影像。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皇室肖像无论正式或非正式，均禁止私下收藏或公开展出长达千年之久。慈禧突破了这一传统，她利用摄影既确认了自己作为大清统治者的权威，也将其视为自我艺术表达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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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慈禧与她的宫廷摄影师裕勋龄（约1880—1943年）合作，创作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摄影作品，这是第一批属于中国女皇的肖像。慈禧精心考虑了摄影在传统宫廷肖像权威性表现方面的关系。她指示裕勋龄拍摄照片，用于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赠与各国外交官和领袖。她亲自构思并策划了每一张照片的构图。除正式肖像外，慈禧还创作了一组精心布置的合影场景，在这些照片中，她时而扮演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时而扮演京剧中的著名角色，身边往往环绕她最宠爱的太监或女官。慈禧对这些摄影肖像的每个细节都拥有绝对的掌控权。裕勋龄则担任主要技术人员，操控相机，帮助慈禧实现她的艺术与政治目的。正是慈禧的艺术构想，造就了这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摄影佳作。
梅·琳达·塔尔博特（Mae Linda Talbot）是耀华照相馆馆主施德之（Shi Dezi）的女儿，她也是有据可查的最早在上海进行拍摄的女性摄影师之一。耀华照相馆在19世纪80年代的广告中向女性提供摄影服务，并在两处场所中有一处专门供女性使用。到了世纪之交，耀华照相馆的广告又宣称施德之的女儿已经圆满出师，精通摄影艺术。她很可能在这则广告刊登前数年间就一直在耀华照相馆工作。如今要直接找到确定归属于梅·琳达·塔尔博特创作的摄影作品并不容易，但可以推测，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间拍摄了许多该馆的女性与儿童肖像作品。这些作品的风格与当时那些富丽堂皇的照相馆作品有所不同，相对朴素的女性与儿童肖像反而更能让人贴近并观察晚清女性的生活与人际关系。
艺术史学者如今开始意识到女性在摄影早期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直到最近，中国摄影史上的许多关键人物，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女性摄影师，依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自19世纪40年代摄影传入中国以来，女性便一直积极地参与其中。女性在摄影早期所取得的成就与贡献，理应得到更充分的肯定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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