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 - 陈忠实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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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的时候，贾平凹的一本《废都》很轰动，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只知道妈妈说这本书很黄，究竟什么是黄也是搞不清楚的。04年，某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了“茅盾文学奖”的得奖作品集，其中就有《白鹿原》。我把这些书名抄写在本子上，作为我05年的读书目录。第一部是《穆斯林的葬礼》，第二本就是《白鹿原》，看的都是e书时空制作的电子版（省了购书的钱和放置的空间）。 之所以一开始就提起贾平凹，是因为看了白鹿原后，对陕西这个地方和当地古老的乡土文化有了点新的认识。贾平凹、陈忠实这些作家的写作语言和风格特点都是突出的，带着浓重的陕西秦腔味道。似乎从那些铿锵直爽言简意赅的语句中，能闻出黄土的气息，风沙的气息。 《白鹿原》这本书，值得传代。因为它讲的是一个民族传统的故事，虽然其中多少有点虚构，有点夸张，可是所谓的传说，自然是有虚构和夸张的。勤恳老实的耕读，学为好人，这个良好的传统就应该保持下来。那些有关白鹿的描写，自然都是虚构的，但那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升华。 其中描写的，对祖先的重视，学为好人就要尊敬祖先，拜祭祖先，修建祠堂，是封建迷信残余，那是时代限制，当时西方现代科学还没有在中国普及了。当时冷医生对于中风、疟疾等疾病还是束手无措的，白嘉轩是生长在清末明初，不可能没有这个历史的局限性。 这本书中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我认为是很深刻很说明问题的，作者借着几个主要人物的结局，说明了他自己对许多历史问题的看法。比如朱老先生，朱先生是白鹿书院的先生，被乡民们看得是能卜善卦，临死的时候有白鹿的神迹显现，老先生死的时候不用棺材，不用砖砌墓室，是料定了将来有人会挖墓的，果然红卫兵就去挖老先生的尸骨作为封建腐朽出来批斗，老先生当时用布头包了一块砖头，红卫兵找不到可批斗的物事，只有在这块砖上打主意，打开了一看，里面有两句话：天作孽尚可活；人作孽不可活。红卫兵一看一激动，果然是封建余孽啊，躺在坟墓里还不安生。其中一个就把砖头狠劲儿往地上一摔，没想到成了两半，砖头里面还有一句：“折腾到什么时候算完啊”。原来老先生早就料想到了文革这场浩劫！ 白鹿原这篇小说写于1989年，当时文革给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还是记忆犹新，在作者的心中，动乱从清末就开始了，一直到文革，从未停息，有时候是社会动荡，有时候是自然瘟疫。最遭罪的是人民百姓啊。 再有就是书中安排的白孝文、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灵、鹿兆谦（黑娃）这几个“晚辈”的命运。白孝文是一个堕落分子，是真正的大叛徒，懂得曲意逢迎，甚至出卖自己的兄弟，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到最后却成了革命的功臣，当上了光荣的县长，真是具有讽刺意味，作者没有安排白孝文堕落到底背运到底，反而叫他“青云直上”了，这就写出了作品的深度来了，更加具有现实性了。 白灵的死是又一个讽刺。革命开始的时候，共产党恨的是出叛徒，不光有“大兄弟”的严厉打压（反革命蒋介石集团），更坏在队伍内部出了大叛徒，迫使鹿兆鹏和白灵的工作转向地下，当白灵生了儿子，被转移到游击队的时候，她不知道真正的威胁才刚刚开始，革命尚未成功，反而被自己人给咬了，这牺牲真是牺牲的冤枉！好没意义！革命队伍内部的人互相的咬来咬去，看看历史，简直像是精神病的间歇性发作，时断时续。 现在改革开放20年了，这种精神病的间歇性发作还会发生吗？这种内乱是真的不会发生了吗？ 我看还不一定！要时时提防着才好！ 还有一个主要人物，黑娃。黑娃年轻的时候有冲劲儿，当了土匪头子更是叱诧风云。可是自从“招安”到保安团，拜朱先生为师学为好人又回白鹿村祭祖后，运气反而越来越差，精神头也没有了，最后反而被善于钻营的白孝文反过来咬了一口，成了革命罪人受到审判。这个结局也是很令人深思的。 正直诚实善良的人，往往没有好的结局，这就是生活的血淋淋的现实！然而，这些却都是美好的品德，是人格，是品格。 还是觉得白嘉轩老爷子的理论多少有点道理，任他世道如何变换，我还是挺直了腰做人，老老实实种地。粮食才是根本！

《白鹿原》无疑是当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史诗巨作。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认为：“其可贵之处不在于秘，而在于史。”[1]李建军则更明确指出：“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苦难史、‘折腾’史、命运史。”[2]遗憾的是，各类评论对小说的“史”至今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概括，没能深入挖掘其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秘”和“史”被抽象地分割，作者苦心追求的民族的秘史反而被模糊了。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己有限的史学功底，对《白鹿原》做一次文学以外的探究，一窥这被掩盖的民族秘史。 一、纵向历史的爬梳 作为一部全景式展现渭河平原五十年沧桑变迁的史诗性小说，《白鹿原》准确地把握了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虽然立足于近代，却透过人物的心理、语言和行为描写，将一个古老民族千百年来的民间生活毫无保留地曝露在读者面前。 白孝义无疑是幸运的，在他之前已经夭折了三男一女。“白鹿村家家的牛圈里都埋过早夭的孩子，家家的田地里都施过渗着血肉的粪肥。”作者以一种看似拿“万物为刍狗”的达观笔调写下了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而作为总结腾之于白赵氏之口的也只是一句麻木不仁的“注定不是阳世的人”。话虽无情，但笔端之外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中国千百年来令人心酸的生育史。“生子早夭”乃至“生子不举”的现象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即以产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多子多福的民间信仰是这一悲剧滋生的温床。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偏僻的农村，即便在繁华的都市也是习以为常。1793年，由大洋彼岸千里迢迢过来的马戛尔尼一行赶上了中国最后一次，也是整个清代最鼎盛的乾隆盛世。这位西方外交家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这个现象。在北京城里，“每日清早令人驱车巡视街道，见有已死或见弃之于婴儿，则纳之车中拉至义冢埋之，亦有弃于沟中者”，而广大华人对此早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足为怪。”[3]悲凉之情，跃然于纸，而白赵氏岂不正是那千千万万个华人中的一员嘛。 小说中白稼轩治理村上八个赌徒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他先是命人用干枣刺刷子狠狠地抽打他们，又令赢钱的把钱还给输家，最后让这几个赌徒将手塞进刚烧滚的开水锅里，直烫得他们“叫爸叫爷叫妈不迭”。一个封建族长的权威就这样被活脱脱地勾勒了出来，而其刚柔并济地的处理手段读来更是叫人拍手称快。然而，“把手塞进开水锅”这样一出颇具乡野传奇色彩的情景仅仅是作者的杜撰吗？其实不然，吴伯箫先生在《难老泉》一文里也有类似的场景。说的是几百年前山西某地南北两渠的农民为了水源而争斗不止，最后官府出面，在一口沸腾的油锅中放入十枚铜钱，依据双方从锅中取出的铜钱数来分配水量。北渠一位青年从油锅中取得七枚铜钱，使北渠人获得了胜利，而他自己则因烫伤过重而死。为了纪念这个青年，村民将其尸骨埋在了“中流砥柱”之下[4]。相比以警示为旨的前者，这个故事无论从过程还是程度上显然都更进了一步。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有其生活依据的。在山西洪洞的“好汉宫”前立有一碑，碑文上所载内容即与《难老泉》所载大同小异，前后呼应[5]。两个故事虽然语境迥异，却殊途同归，把几个世纪来民间处理纠纷的手段就这样残酷露骨但又痛快直接地呈现出来。 田小娥死后引发的瘟疫是全书的一个高潮。作者以一种魔幻的描写，刻画下了原上村民在面对瘟疫时的众生相。看似荒诞不经，却真实地反映了民间对瘟疫的认识。余新忠先生指出，清人对瘟疫病原的认识主要有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类[6]。作为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疾病[7]，瘟疫自古就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天敌。古人在面对这来无踪、去无影的大害时，往往因为现实的无助而心生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贴桃符、撒石灰、建庙堂、盖宝塔，也就是这逻辑发展下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又岂止面对瘟疫如此，中国历史上凡是到了社会发生巨大变动需要抉择而无良方时，上至高居庙堂，饱度诗书的士大夫；下到躬身田间，大字不识的老百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集体的非理性。君不见，远有北宋靖康之际的郭京撒豆成兵，近有清末庚子年间的义和拳设神坛，这正是所谓的历史的惯性啊。在魔幻的外衣下，包裹的是百姓苦难生活的写照和对现实灾害的无助。 二、横向历史的补阙 虽然小说“下笔最精彩、着墨最多的还是关于关中民间生活形态的描写”[8]，但对发生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并没有回避。作者抛开成见，不带任何政治倾向地记下了那段云谲波诡的人世沧桑，而在故事背后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廓清的历史迷雾。 “白狼”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名词，是灾难和罪恶的化身，也是革命“反正”成了之后在白鹿原上的直接反映。关于他的出现，刚从西安城里回来的冷先生只是用一句“龙一回天，世间的毒虫猛兽全出山了”的戏言做了简单的交代。那“白狼”究竟是何物呢？作者在后面又借何县长的话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原来“白狼是个人，是一帮子匪盗的头领”，不仅在河南闹，还打算进潼关，比嘈传的白狼还恶过百倍。何以始于民国初年，纵横豫、鄂、皖、陕、甘五省，名噪全国，长达三年的白朗起义在白鹿原上被如此的误解呢？笔者认为作者在利用“白狼”这个道具巧妙地铺设了一系列剧情的同时也合理但隐秘地向读者交待了小说的时空背景。事实上，当沿海城市接受欧风美雨已达半个多世纪之际，西安这个位于中国内陆西北一隅的古城仍是相当闭塞的。一位西方记者在他的旅行著作中这么写道：“陕西是如此古老而僻远，古老到即使在中国都无人知晓其历史的源头，偏僻到连北京人提到它的时候，都好像在说异国之地。”[9]通过这段描述，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白朗在白鹿原上的遭遇了。 白鹿原发生过一次饥荒，直接原因是旱灾。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旱灾的存在对于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社会本是一种常态。然而，审视近代中国的灾荒史，会发现在这常态背后突现出了几个以往所没有的特点。首先是发生次数的增多。刘仰东先生指出：“在近代中国社会并不算太长的时间里，无论是从整体看，还是从局部看，还是从灾荒的类别上看，用‘十岁九荒’甚至用‘无时不在’来形容灾荒的频发,是绝对不为过的。”[10]第二是灾害程度的严重。以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灾为例，由于连年的不雨，旱灾持续了近四年。覆盖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和山东五省，并波及陇东、苏北和皖北等地。殃及灾民1.6亿—2人，直接死亡人数不少于一千万人，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何以近代灾荒发生的频率是如此之高，危害又如此之大呢？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这些灾荒和白鹿原上发生的并无二致，最直接的原因都是旱灾。这个解释显然有点苍白。其实作者已在开头借斯诺的《西行漫记》把答案告诉我们了： “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二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於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乾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严重短缺。” 这段文字不仅清楚地解释了近代灾荒频仍的历史原因，也早早地给“仁义村”打上了灰色的底色。一段秘史被作者这样不秘密地公布出来，其本身也足以引人沉思。 书中白灵和鹿兆海这对昔日的革命情侣的陨落令人扼腕。一位坚持共产理想，却死于肃反；一位一心抗日，却死于内战。两人的命运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鹿兆海的死无疑是当时国共内战的缩影，而白灵的死却不能简单归于是其“野性子招致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白灵的命运是先定的。众所周知，年轻的共产党在经历了大革命、反围剿和长征之后已是元气大伤。因此，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这个政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相比那些农民出身的党员，像白灵这样出身地主（富有）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共产党里不仅另类，还显得扎眼了。他们的投奔从开始就被贴上了“投机”和怀疑的目光。早在井冈山时期，每逢肃反就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11]小说中发生的那一幕，只不过是井冈山的重演罢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更多的像白灵这样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不满和左翼思潮的影响而涌入延安。这些“单纯到透明”的年轻人，最终也未能摆脱被认为是“特务分子”的命运而成为“整风”的对象[12]。没有人能置疑一个政权受到威胁时采取的自我保护，但也毋庸讳言，由整风到肃反，必然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对于这段历史公案，作者在小说中这样写道：“重要的已不是烈士的死亡细节和具体过程……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信哉！ 三、结语 上述这些情景是小说的亮点，也是争议的焦点。赞美者肯定了作者的“魔幻处理”，认为“是从特定的文化情景出发，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化内容。”[2](P38)批评者则将其斥为封建糟粕，具有“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13]认为作者“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14]还有的则抱以“了解之同情”，认为作者“即在批判，又在赞赏；即在鞭挞，又在挽悼。”[15]但可以一致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阅读障碍是观点不能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通过对这些情景的深入颇析，历史的本来面目被我们还原，作者所追求的民族的秘史变得清晰。论从史出，或许才是对一部史诗性小说最大的尊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