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纪录片我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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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信息：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影视作品塑造成恶魔的张灵甫是抗战名将，曾经在抗战中丢了一条腿；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余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笔难尽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只知道毛择东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只是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毛择东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干过；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难道就是因为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向国民政府投降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的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 我们要记住的 不只是一场战争！！！ 　　崔永元团队历时8年，投入1.2亿制作的32集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在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已在搜狐视频开播。http://tv.sohu.com/s2010/wodekangzhan/。 　　战争胜利已经六十五年，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七十三年，九•一八事变距今已经七十九年，能亲历这场战争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事实上，《我的抗战》涉及的采访对象平均年龄超过九十岁，百岁老人也有不少，他们真正经历了战争，他们的叙述既是对一生最珍贵的总结，也是活生生的故事。他们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远比书本和教材更让你印象深刻。他们的眼神和表情，就是历史最好的注解。 　　由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播崔永元策划、耗巨资拍摄的 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因被央视和各地电视台拒绝收购播出，血本无归，惟有免费在各地播映。该片主要纪录国民党军抗战史。各电视台拒绝收购播出理由是「没有收视率」。 　　《我的抗战》由崔永元自筹资金、自组团队拍摄，耗时八年，花费1.3亿元人民币，采访3,500多人，用普通人视角讲述那场战争，聚焦缅甸战场、驼峰航线、对日诉讼、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长沙会战等史实。该片原计划在央视播出，但央视最后不购买。各地电视台也纷纷拒绝，理由是纪录片「收视率太低，没有广告收益」。据悉，该剧组 50多人从今年4月起已停发工资，全部成「志愿者」。无奈之下，投资者惟有免费在各地巡映。 　　2002年起，崔永元开始策划制作“口述历史”项目，8年间共采访了3500多人，积累了600万分钟素材，总耗资1.3亿元，先后推出了《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祖国》等系列专题记录片，“这600万分钟就是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资料库，我们将来想建立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 　　说起创作初衷，崔永元显得忧心忡忡：“现在大家越来越淡忘历史———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现在一些年轻人，别说不能讲明白抗日战争的历史，就连"四人帮"是哪四个人都说不清楚，这样下去挺危险的！” 　　崔永元继续说道：“比如我特别想看当年对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京剧名旦的采访，或者他们的口述记录；想听侯宝林先生讲讲最早的相声是怎么演的、演的都是什么段子、后来又怎么改变……全都没有。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为什么不为这事发愁着？！” 　　崔永元提到一位现居哈尔滨的90岁老人：“他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和战友一起被捕，本来定于1945年8月14日行刑。行刑的时间是每天下午2点到4点半，行刑那天日本兵出去喝酒回来晚了，杀了他的战友后时间不够了，就把他送回监狱准备第二天再杀。结果第二天日本投降了，他就活下来，从此他就把自己的生日改成了8月15日，庆幸自己的死里逃生。战争一般都不是老百姓挑起的，但实际上走上战场实施战争的却是老百姓，所以普通百姓对于战争有着更多的感触，他们的"口述历史"里有着教科书上不可能有的传奇。” 　　紧迫感一直伴随着崔永元。“拥有这些传奇的人越来越少了，2006年我们在云南突击采访了103位抗战老兵，2007年再去寻访时，有一大半人都没了。3500位受访者中，平均年龄在85岁以上，我给自己提了个口号，叫"跟时间赛跑"。” 　　对于一些被掩盖了真相的历史的亲历者来说，《我的抗战》是他们留下真相的一个重要渠道。崔永元说：“大家都知道淞沪会战里的"800壮士"，采访时找到其中三位，才了解到，实际上"800壮士"数量还不到400人，原因是那天他们进租界，守卫问有多少人，为了壮声势，就称有800人……现在"800壮士"只剩下一个人，96岁了，如果我们再晚两年采访，可能就永远没有人能说得清"800壮士"是怎么回事了！” 　　2002年刚开始做“口述历史”时，崔永元不知深浅，亲自出门吆喝卖片。“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比电视剧还贵吧，去和电视台谈，人家说纪录片都是500块钱一集，小崔做的呢，就翻两番，1500元吧……我一听都蒙了，纪录片在中国这么不受待见。在日本，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我们这里反过来了……” 　　有人担心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收视，“有意义”敌不过“有意思”，电视台宁愿让凤姐、芙蓉姐姐们粉墨登场，也不愿让一肚子历史的老人说说过去。崔永元对此很淡然：“电视节目也一样存在着分众，如果你迷恋网上那些人那些事，最好别看我们的纪录片，看了也别张嘴。我特怕那些人看完了还要评论一下，让人哭笑不得，你说我是回你还是不回你呢？” 　　他意味深长地说：“收视率这个水很深，我觉得应该有人去趟一趟。"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是我说的，但崔永元从来都没有做过收视率低的节目，收视率也没有对我们有过妨碍。我只是质疑用收视率来鉴定节目好坏、而且是唯一的方法，这个很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