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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相关] 侯孝贤:我只一人,没有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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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0 21:57:23 | 显示全部楼层
贾樟柯笔下的侯孝贤

文章原名《侯导,孝贤》,作者贾樟柯

1989年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我是在县城邮局门前的报摊上读到这条消息的。那年整整一个春夏,特别是春夏之交的日子,我已经养成了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出门,到报摊上等候新消息的习惯。北京没有动静,倒是台湾传来了新闻。

一、悲情入心

记不清是在一册类似《大众电影》的杂志上,还是在一张类似《参考消息》的报纸上,我读到了《悲情城市》获奖的消息,比中国人第一次拿到金狮奖更让我震惊的是有关这部电影的介绍:1947年,为反抗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台湾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史称「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死者将近三万人。台湾导演侯孝贤在影片中通过一个林姓家庭的命运,第一次描绘了台湾人民的这一反抗事件。

《悲情城市》的介绍还没有读完,一片杀气已经上了我的脖颈。大陆上演的政治事件刚刚过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却已经将「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银幕。很多年后,有一次和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布聊天,他的一个观点让我深以为是,他说:伟大的电影往往都有伟大的预言性。1987年台湾解严,1988年蒋经国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横空出世。能有什么电影会像《悲情城市》这样分秒不差地准确降临到属于它的时代呢?这部电影的诞生绝对出于天意,侯孝贤用「悲情」来定义他的岛屿,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个词也概括了大陆这边无法言说的愁绪。仅凭这个动荡的故事和忧伤的片名,我把侯孝贤的名字记在了心里。

黄昏时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对《悲情城市》的想象还是挥之不去。那天,在人来车往中看远山静默,心沉下来时竟然有种大丈夫立在天地之间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悲情」这个词,这个词陌生却深深感染了我。就像十二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带回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在中学当语文教师的父亲看过后连声说文笔真好,他大声给我们朗读:「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从小接受革命语言训练的我们,突然发现我党的领导人在给国民党反动派写信时恢复了旧社会语言,他们在信里称兄道弟,谈事之前先谈交情。这让我对旧社会多了一些好感,政治人物感慨命运悲情时用了半文半白的语言,「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这样听起来文绉绉的过时语言,却句句惊心地说出了命运之苦。这语言熟悉吗?熟悉。这语言陌生吗?陌生。是不是台湾岛上的军民到现在还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1949年,「旧社会」、「旧语言」、「旧情义」都随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退守到了台湾,出生在「新社会」的我,此刻为什么会被「悲情」这样一个陌生的词打动?对,这是我们深埋心底,红色文化从来不允许命名的情绪。就像看到侯导的名字,「孝贤」二字总让我联想起县城那些衰败院落门匾上,诸如「耕读之家」、「温良恭俭」的古人题字。我隐约觉得在侯孝贤的身上,在他的电影里一定还保留着繁体字般的魅力。

再次听到侯孝贤的名字已经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学着写了几篇小说,竟然被前辈作家赏识,混进了山西省作协的读书改稿班。改稿班的好处是常能听到艺术圈的八卦传闻,当时没有网络更没有微博,文化信息乃至流言飞语都靠口口相传。有一天,来自北京的编辑没给我们上完课就匆匆离去,说要赶到离太原一百二十里的太谷县看张艺谋拍《大红灯笼高高挂》。出门前编辑丢下一句话:这电影是台湾人投资的,监制侯孝贤也在。我搞不清楚监制是种什么工作,但听到侯孝贤的名字心里还是一动。原本只在报纸上读到的名字,现在人就在山西,离我一百二十里。我想问北京来的编辑能不能向侯孝贤要一盘《悲情城市》的录像带,话到嘴边却没有出口,就连自己都觉得这个请求太幼稚。那是对电影还有迷信的时代,一百二十里的距离远得像是在另外一个星球。

1993年,我终于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离电影好像近了一些。果然有一天在一本旧学报上偶然读到一篇介绍侯孝贤来学院讲学的文章,上面刊登了好几张侯导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侯导的样子,他的容貌竟然与我想象的非常相近:个子不高但目光如炬,身体里彷佛蕴藏了巨大的能量。既有野蛮生长的活力,又有学养护身的雅致,正是那种一代宗师的面相。文章讲到侯导将自己一套完整作品的拷贝捐赠给了北京电影学院,这让我一下子有了盼头。

贾樟柯笔下的侯孝贤

二、梅县来的人

电影学院图书馆有一个港台图书阅览室,书架上摆了一些港台杂志,可能因为这里的书都是繁体印刷,所以来的同学少,我就把这儿当成了自己写剧本的地方。

有一次我注意到角落里有一个书柜没有上锁,打开后发现满柜子都是台版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台湾远流出版社的电影图书。突然一册《悲情城市》入眼,封面上是梁朝伟悲愤而无奈的神情,我一页一页地翻着,书里的每一幅剧照都好像同时凝聚着剧情和诗意:天光将尽时,为送儿子当兵入伍,一个庞大的家族在暮色中合影;雨中的旷野,一个出殡的家族,几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怀抱着遗像看兄弟入土;无名的火车站,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在寂寥无人的站台等待着运行。这是大陆电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笔触:国家,政党,家族,个人;生老病死,婚丧喜庆;黑暗中降生的婴儿,细雨中入土的兄弟。激烈的仇杀,散淡的爱情。日本人走,国民党来。台语,国语,日语,上海话;本省人,外省人,江湖客。

等日后终于看到电影,当这些画面在银幕上运动起来以后,近三个小时的《悲情城市》让我觉得整部电影像摆在先人画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惨烈,时光却诗意如烟。长镜头下,初来的政权还在忙着建立秩序,压抑的民众已经走上了街头。枪声是否是我们的宿命?命运的法则高高在上,它却从来不给我们答案。电影中最幽微的一笔是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市面上开始流行国语,连日本人建的医院也得组织大家学普通话,难为这些老大夫摇头晃脑地念着:痛,肚子痛的痛。而最悲哀的一笔莫过于「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本省人在列车上找外省人寻仇,会不会讲台语成了验明正身的方法,可电影中的梁朝伟是个哑巴。这部电影复杂而多情,悠长而克制。彷佛银幕上的一切都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前世经历,这些记忆在我们转世投生后已经遗忘,侯导的电影却让我们回到过往。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只有侯孝贤能这样准确地拍出我们的前世

这种感觉在看过他的《戏梦人生》《好男好女》等影片后越发得到了印证,最叹为观止的是《海上花》开场长达七八分钟的长镜头。一群晚清男女围桌而坐,喝酒抽烟,猜拳行令,摄影机在人群中微微移动,好时光便在谈笑中溜走。华丽至腐朽,日常到惊心动魄,这电影每一格画面都恰如其分,满足着我对晚清上海租界生活的想象。整部影片全部内景拍摄,让人寂寞到死。就像那些长三书寓里凋零的女人,日子千篇一律,内心却四季轮回。

如果说侯孝贤能够通灵前世,他的另一个才能就是脚踏今生了

《风柜来的人》完成于1983年,这电影对我有「救命之恩」。上电影学院前,现实已经让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可一上学还是被我们强大的电影文化迅速同化了。虽然还不至于滑向主旋律写作,可生编乱造的传奇故事还是大量出现在了我的剧本中,好像只有超乎常态的生活才有价值变为电影,而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饱满的现实,却被我们一提起笔来就忘了。

坐在黑暗中看《风柜来的人》,起初我连「风柜」到底是一只柜子,还是一个地名都搞不清楚。但银幕上出现的台湾青年竟然长着跟我山西老家的朋友一样的脸,看张世演的渔村青年,他们一大群人跑到海边背对着汹涌的海浪跳着骚动的舞蹈。我一下子觉得离他们好近,侯导摄影机前的这几个台湾年轻人,似乎就是我县城里面的那些兄弟。他们扛着行李离乡背井去了高雄,一进城就被骗上烂尾楼看电影,这里没有电影也没有浪漫故事,透过宽银幕一样的窗户眺望高雄,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未来。

原来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只有侯孝贤才能这样准确地拍出我们的今生

我万分迷惑,搞不懂为什么明明一部台湾电影,却好像在拍山西老家我那些朋友的故事。我梦游般从电影院出来,想搞清其中的原因。我跑到图书馆,开始翻看所有有关侯孝贤的书籍。侯孝贤在他的访谈里多次提到了沈从文,提到了《从文自传》。他说:读完《从文自传》我很感动。书中客观而不夸大的叙述观点让人感觉,阳光底下再悲伤,再恐怖的事情,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而把它包容。他说:我突然发现看待世界的角度,视野还有这么多、这么广。我连忙借了《从文自传》,把自己关在自习室里,一支烟一杯茶,在青灯下慢慢随着沈从文的文字去了民国年间的湘西,随着他的足迹沿着湘水四处游荡,进入军营看砍头杀人,进入城市看文人争斗……我似乎通过侯孝贤,再经由沈从文弄懂了一个道理:个体的经验是如此珍贵。传达尊贵的个人体验本应该是创作的本能状态,而我们经过革命文艺的训练,提起笔来心却是空的。侯孝贤让我了解到,对导演来说你看世界的态度就是你拍电影的方法。

侯导的一些电影颇有自传色彩,《童年往事》的开头便是他的画外音: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在教育局当科员。侯导出生于1947年,1948年全家迁台。「国立艺术大学」戏剧电影科毕业以后,他开始给李行当副导演并从事编剧工作。当年他独立执导的前三部影片《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都是台湾卖座电影,1983年完成《风柜来的人》之后,他自认获得了对电影的「重新认识」。

而我也是在看完《风柜来的人》之后,开始对电影获得了新的认识。1997年我回到故乡山西汾阳县拍了处女作《小武》,开始学着用自己的方法看世界。去影展有点像闯江湖,前路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人和事。《小武》转了一圈影展后,得到了法国南特电影节的邀请。南特电影节我不陌生,侯导的两部影片《风柜来的人》和《恋恋风尘》都在那里得过最佳影片奖。

贾樟柯笔下的侯孝贤

三、南特再见,南特

冬天的南特异常湿冷,电影节的人从火车站接了我,就一起驱车向酒店而去。在车里翻看电影节的场刊,才知道这次侯孝贤也会来南特。洽逢影展二十周年庆典,侯导是专程来祝寿的。我提着行李进了酒店大堂,一眼就看到一群人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一个中国人。眼睛的焦点还没有对实,我心已知那人正是侯导孝贤。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应该打个招呼再走开,便等在一旁听他侃侃而谈。

酒店里中国人少,侯导一边接受采访,一边不时看我一眼。他当时一定很奇怪,这小子站在那里要干什么?众人散去后,我走上前去和他搭话,一时既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也不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那时我已经不是学生,但慌不择言,愚笨地说道:侯老师,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来的。侯孝贤显然不熟悉北京文艺圈的称呼习惯,瞪眼问道:我教过你?我连忙说:喜欢您的电影。彷佛面对一个突然的闯入者,他被我搞得莫名其妙,只能挑战性地望着我:北京电影学院的?呦!现在学生都可以出来看影展了?我连忙说:我拍了一部电影叫《小武》。侯导的眉头又皱起来但语气明显平和起来,他问道:《小武》是什么东东?我答:小武是男主角的名字,电影是在我老家拍的。侯导点了根烟,语气已经变得友善:老家在哪?我答:山西。侯导顿时笑逐颜开:哦,半个老乡,我丈母娘是山西人。这样见面于我好像一次考试,侯岛见了生人有股冲劲,不会轻易表现出廉价的亲和,可话要投机瞬间也能变成哥们儿。我站在大堂里看他上楼梯的背影,发现他穿了一双年轻人爱穿的匡威球鞋。

《小武》首映完我无事可干,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南特街上瞎逛。路过十字路口的海鲜店,目不转睛地望着冰上生蚝之类的海产,分辨着这都是些什么动物。山西是内陆省份,没有海。正想着,突然一只手重重地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侯导,他和我好像已经成了熟人:小贾,刚看完你的电影。我慌了神,不知道该如何响应侯导的话。侯导说:那男的和那女的选得都不错。我知道他是在用他的方法鼓励我,我却羞涩起来没有回应一句话。我和他两个人伫立南特街头,都不知道再往下该说些什么。对我来说,这一幕并不尴尬,法国人说:彼此沉默的时候,其实正有天使飞过。

那一年来南特的还有关锦鹏导演和日本的是枝裕和。每到夜晚,我们几个亚洲人就找一家酒吧坐下来海阔天空地聊天。携《下一站,天国》来参展的是枝裕和是侯导的故交,有人说他的处女作《幻之光》很有些侯导的影子。是枝之前在日本NHK工作,专程去台湾拍过侯导的纪录片。在南特与侯导相处的日子,于我和是枝就像古代的门生弟子有机会听老师讲经论道。每天我们都有一堆问题问向侯导,他仔细听过娓娓道来。侯导非常重视表演,他说:他是先有演员才有电影,他最关心的不是去拍什么事,而是要去拍什么人。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的导演里面,侯孝贤、张艺谋跟冯小刚是最会演戏的导演,他们如果只做演员,也会非常成功。忘不了侯导在《风柜来的人》里面扮演的姊夫,烫了满头的卷发,嚼着槟榔,打着麻将,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粗话,那样子鲜活而准确。就像忘不了张艺谋在《老井》里面,背着沉重的石板,一摇三晃地在山谷中行走的背影。侯导从来不玩儿理论概念,他告诉我们拍戏一定要让演员有具体的事儿干,演员有事做才能自然。

那时候我已经在筹备第二部影片《站台》,剧本改了又改很不满意。我告诉侯导我创作上的困境。侯导说:这是很自然的状况,我在拍完《风柜来的人》之后,也有这样的问题。你明白为什么吗?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处女作导演,你已经有了电影经验,你在创作上必须面对你的过去。不用怕,每个导演都要过这一关。侯导没有告诉我怎么样改剧本,他告诉我这是导演生涯里面的共同处境。听了他的话,我顿时觉得无比镇定,原来连他也经历过这样的困惑。

南特的日子让人难忘,但也不是日日皆欢。有一天晚上我跟几个留学生朋友狂欢至天刚蒙蒙亮,才挟着寒风带着酒气回了酒店。一进大堂就发现侯导一人坐在沙发上抽着闷烟。他的神情像是在想很远的事,我问候一声:侯导!他只嗯了一声答我。

可惜我是晚辈,知道他郁闷,但又不便多言。

贾樟柯笔下的侯孝贤

四、最好的时光

我见侯导多是在国外的影展上,每次见到他都是我最好的时光。在欧洲无论哪个城市,侯导总要去找中餐吃。他带《咖啡时光》去威尼斯的那一年,和他合作过《南国再见,南国》和《海上花》的日本制片市山尚三请大家吃饭,那是一家很难订到位的意大利餐馆,侯导没吃几口意大利面就把刀叉放下,吸口气说:这哪里是吃面,分明在吃塑料管。他在饮食上保持着中国习惯,就像他的电影始终有种东方气质。下午去看《咖啡时光》的首映,这部电影是为了纪念小津安二郎特意在日本拍摄的。当我们沉浸在侯导电影中的绵延时光之时,突然一只麻雀飞进了电影院。这是最完美的放映,现实中的灵动生命和银幕上的虚幻世界合二为一,不知谁比谁更自然。

《三峡好人》之后,《诚品好读》的编辑安排我跟侯导在台北对谈,地点就在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那天我早早到了采访地点,侯导却姗姗来迟,他进门先趴在桌子上,望着我说:你来台湾了?我说:我到了。侯导定了定神儿说:有个亲戚从上海来,带了一瓶二锅头,刚才我们俩把它喝光了。众人连忙问道:侯导要不要休息一下?侯导说:谁来向我提问?请赶快!编辑抓紧时间跟侯导访谈,我知道酒精在他身上发挥著作用。他要在醉倒之前的一秒,把今天的采访完成。果然当他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一下子趴在桌子上立刻就睡着了。

第二天中午,林强来电话说侯导请大家今晚一起卡拉OK。晚上去了歌厅,在座的有作家朱天心,及其他几个侯导的朋友。侯导和林强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台语歌,两个人不时抢着话筒,绝对是年轻人的样子。从他的《南国再见,南国》到《千禧曼波》,侯孝贤拍都市里的新新人类,对年轻人熟悉得彷佛在拍自己的故事。看《南国再见,南国》平溪在线的列车在重金属摇滚乐中渐渐驶远,再看《千禧曼波》中的舒淇在林强的电子乐中奔向新的千年,知情重意的侯导是那样的年轻。

或许在华人世界里,只有侯孝贤才能拍出我们的此刻,拍出我们的现在。

那夜众人喧哗,他把话筒让给别人后一个人离席,静静地站在窗前望着外面。我跟过去站在他的身后。窗外细雨纷纷,雨中的台北到处霓虹倒影,街上的行人奔走于不同的际遇。侯导也不看我,轻轻说道:下雨了!

这时不知谁在唱〈港都夜雨〉,这场景让我想起《悲情城市》的开头,朱天文的剧本是这样写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嗓音沙哑的广播在台湾本岛偷偷流传开来。

大哥林焕雄外面的女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的时候,基隆市整个晚上停电,烛光中人影幢幢,女人壮烈产下一子,突然电来了,屋里大放光明。

雨雾里都是煤烟的港口,悲情城市。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电影世界里,人人都在谈论侯孝贤。有一次在首尔,遇到跟侯导合作多年的摄影师李屏宾,他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天侯导拍完戏,深夜坐出租车回家。结果在车上和他跟他年纪相彷的司机聊起了政治,两个人话不投机激烈争辩,最后居然把车停在路边厮打了起来。李屏宾讲到这哩,瞪着眼睛说:小贾,你想想那画面,那可是两个五十多岁的人在街边打架。大家都笑了,我问:然后呢?宾哥说:他俩整了整衣服上车,继续往前开。

还是有人记得侯导给张艺谋当过监制。前年在北京参加青年导演论坛,记者会上有人提起侯导往事,问他:如何看张艺谋现在的电影?侯导沉思一下,笑着说:我们是朋友,八九十年代每次来北京都要见面聊天,后来他忙了,就不好意思再打搅了。记者会上少有的沉默,四下一片安静。侯导突然反问记者:现在,他过得好吗?

很喜欢侯导的两张照片,其中一张:三十多岁的他留着八十年代的那种齐耳长发,瞪着眼仰头看着头顶的一盏灯,那专注的表情彷佛把身家性命都放在电影里。另外一张照片是法国电影评论家让─米歇尔‧傅东编的法文版《侯孝贤》一书,封面上侯孝贤站在一张条案边儿,双手捧着三炷清香,正在弯腰祭拜。

祭拜中的侯孝贤,敬鬼神的侯孝贤,行古礼的侯孝贤,正是我们的侯孝贤。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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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0 21:58:28 | 显示全部楼层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侯孝贤

Hsiao-hsien Hou

(1947.4.8 - )

“电影其实就是你,

你身为作者,

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感受。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生于广东梅县。父亲原本为当地的教育科长,1948年全家移民到台湾,属外省籍客家人。

1972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影剧科。1974年从影。次年任李行场记、助理,当过副导演、编剧、演员。侯孝贤喜爱使用长镜头、空镜头与固定镜位,让人物直接在镜头中说故事,是他电影的一大特色。 1975年起从事编剧工作,编有《桃花女斗周公》、《早安台北》、《我踏浪而来》等电影剧本。

1980年首导《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1981)成名。1982年执导《在那河畔青草青》引起影坛广泛重视。1983年与万仁、曾壮祥联合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获西德曼海姆影展佳作奖,并引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开端;《风柜来的人》获1984年法国南特大三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1984年创作剧本《油麻菜籽》获第二十一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执导《冬冬的假期》获1985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在戒严风气渐退之下,他首先拍摄了自传性的电影《童年往事》,由于内容涉及批判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让他在寻找合作的过程十分艰辛。后来又拍摄《恋恋风尘》,打破了过去国片过度矫情、虚伪的内容,是一部着重写实的文艺爱情片,并受到许多国际影评及大导演的喜爱(例如罗杰·艾伯特及马丁·史柯西斯就曾在影评节目上提到这部片子)。

1985年执导《童年往事》,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三十七届西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及鹿特丹电影节、夏威夷电影节、亚太影展作品奖。

1986年执导《恋恋风尘》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摄影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尼罗河女儿》获1987年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1989年执导《悲情城市》获第二十六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台湾中时晚报最佳作品奖、导演特别奖,第四十六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执导《戏梦人生》获台湾中时晚报电影奖最优秀作品奖,1993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真正使他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是台湾三部曲(或称悲情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与《好男好女》,确立了他台湾电影大师的地位。其中《悲情城市》是第一部获得国际三大影展之一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的华语电影。而《戏梦人生》则获得戛纳影展评审团奖。他担纲监制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曾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后来执导了一部纪念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100年诞辰的日语电影《珈琲时光》。2005年执导电影《最好的时光》,该片讲述了三个时间段(1966、1911、2005)的三段爱情故事,皆由演员张震、舒淇主演;此片也普遍被认为是侯孝贤创作历程的总回顾。

其后作品有《好男好女》(1995)、《南国再见,南国》(1996)、《海上花》(1998)、《千禧曼波》(2001)、《咖啡时光》(2004)、《最好的时光》(2005)等,亦在金马奖及海外影展上多有斩获。2007年参与了为了庆祝戛纳电影节60周年而拍摄的3分钟短片集《每人一部电影》,并推出导演新作《红气球的旅行》。

侯孝贤每部作品都保持一定水准,且均有所突破;其创作为台湾历史与民众命运写下生动篇章,那些即兴式的街头、乡间实景拍摄,混合职业及非职业演员的真实自然表演,运用画外音、长镜头、空间景深营造的情绪张力及诗意氛围,都成为其作者电影的标志。

侯孝贤获得了今年戛纳的最佳导演奖,这也使得他成为了继杨德昌、王家卫之后,又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华人导演。


| 工作之外的侯孝贤 |

爱唱KTV,爱嚼槟榔

很多人都觉得侯孝贤是大师,一定特别严肃特别深沉。其实才不是,侯孝贤私下好玩的很。在镜头前,侯孝贤嚼着槟榔,唱着闽南歌和《跟往事干杯》,表情陶醉,流露出豪迈的真性情,看着真爽。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曾是不良少年,酷爱打架赌博

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侯孝贤自述:小时候经常赌博打架,经常参加械斗。但是有个好事,每年的戏曲比赛在自己住的城隍庙,每年都看戏看电影,中学以前还会做假票混场进去看电影。“最严重一次是砸了别人的玻璃,警察都来抓我,我从后墙逃走,后来因为帮派冲突,更是不断在逃。

当兵后,我希望与之前的事都斩断,于是我决定花十年时间进入电影界。之后考上了国立艺专影剧科(现台湾艺术大学),是联考中分数最低的。我一边上班一边上课,学科很好,但是操行不好,后来遇到打架事件,险些被退学,于是主动要求捐血、锄草等等,终于勉强及格留了下来。

不过侯孝贤的童年其实并不光是打架,纪录片里他说,小时候自己爬到城隍庙边上的芒果树上偷芒果吃,在树上就“明显感觉到时间和空间,感觉到一种寂寞的心情,你就好像有一个角度突然都停了下来,感觉你身处的时间和空间。”要知道时间和空间,是电影最重要的两个要素。

“人的存在不是简单的事情,合作也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在很多方面,对很多事物都有一致的看法,有很多交集。无论是谈小说还是谈电影,我们都很默契。这么多年,她写她的文字,我拍我的电影,我们都看了很多的书,所以会一直往前,两个人一起成长,彼此之间给予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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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气足,女儿嫁给黑社会

侯孝贤是个有江湖气的人。他在纪录片里说,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未来女人会比男人强,特别怀念雄性的世界,竞争的,人与人之间像一群狗在撕咬的世界。

而在现实中,侯孝贤也和江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女儿嫁人,亲家是台湾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婚礼当天,竹联、四海、天道盟、松联等台湾帮派“大哥”都到场祝贺,就连警方也全程录像取证。不过,侯孝贤却丝毫不介意女婿的背景:“看女婿蔡君飞时,就像在选演员一样,一看就很顺眼!”


| 侯孝贤·语录 |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侯孝贤在电影《悲情城市》(1989)拍摄现场指导演员拍戏

拍电影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自己。

原来我们的世界观在小时候已经确立了,只是慢慢的在拍电影中间会呈现出来。我一天往外跑,其实是一种逃离,已经建立了某种眼光,已经变成我的一个角度。整个拍电影的过程就是在寻找,你为什么会拍电影,因为你就有这个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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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对一件事情似懂非懂时,你的内心似乎知晓答案,却又不明确,这就需要你去寻找,此刻,你内心的能量是最大的,它会不自觉地喷薄而出。”“自觉和不自觉中间的那段时期最好,应是《风柜里的人》至《悲情城市》的这段时间,那时电影对我来说就是如此朦胧的心理状态但是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我已经能预见到一件事物的结果,这个时候,我的能量也就少了。自己现在拍片时比较麻烦,总是看这个摆得不对,那个东西不应该出现在那里。以前则不管这么多,总是能直接抓到自己要的东西。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以前是感觉就是这个一定要拍,后来是都可以拍,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到现在状态又不一样了,感觉真的要面对电影了,所以我自己说今年是我的电影元年。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一个导演只能拍一部电影,关注的方法可以变化,但是角度就是那一个。王家卫的上海情结是从小养成的,这个没人拍得过他,杨德离开台湾去美国那么多年又回来,他的记忆跟他对当下看法的对比。我是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我看的是古典的书,自然的成长和生活这就是我的眼光,我只有这一块,其他的也不行。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设计长镜头这种形式,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对非演员来说,你一个轨道推倒他面前,他会发呆,不知道怎么演。怎么办?远一点可以吧?不要动,就固定在那里。找到一个过瘾的景深,再然在调度,你会决定时间,因为每个时间生活的轨迹是不一样的。

我像海边捕鱼的鸟一样,有特别的嗅觉和眼光。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我最喜欢拍吃饭,因为对非演员来讲,吃饭最容易。我拍吃饭戏,一定在吃饭的时间,一定在演员都饿的时候,准备好厨房,一定是炒热的菜端上桌子,有时候我还自己去炒。你说他们吃的多开心?吃饭是一种反射状态,不必学的。《悲情城市》最后一幕吃饭就这样拍,我只要一个状态。什么能大过生活本身呢?再大的悲哀,最后也要落在生计吃喝上面啊。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我一开始是觉得舒淇的肢体语言很好,才找她来拍。她很强的,她就是要跟我较劲,我就利用她这个强度,让舒淇在现场和对手演员直接形成‘反射’,结果那场戏如果不是我喊停,她几乎要拿椅子去砸对方了。后来在戛纳,舒淇看到片子,激动得哭了出来,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在银幕上是这个样子,我想,那一刻她知道如何演戏了,而且她也知道了这条路很难。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假如你喜欢看书,看电影,交朋友,这些都是你以后拍片非常重要的基础。电影技术可以不断突破,其他都需要你对于电影影像有感觉,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情怀。每个人独有的只在于你自己,你自己的经历。弄清楚这个基础理念,并坚持,你就会变成我这样。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我把军队士官俱乐部,撞球(台球)的场馆砸烂了,去警察局留案底。

—— 侯孝贤谈自己的童年,从小爱看武侠小说,高中没毕业,调皮捣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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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我填了三个志愿,第一个志愿商业,第二是广播电视,第三是视新电影,第四是中国文化学院的影视剧系。大专最后志愿,国立一专影视剧科,没有人念。我考上了。……(随后)一年级留校察看,两大过,两小过,打架。

—— 侯孝贤服完兵役,在电子公司做技术员,随后高考失利,却走上了电影之路

进入电影学院,拍了很多电影,《冬冬的假期》、《俏如彩蝶飞飞》等等都是爱情喜剧,每部戏都非常赚钱,赚了非常多的钱。不是我赚,老板赚。

—— 侯孝贤回忆电影生涯之初,曾拍过不少卖座的电影

一直到《小毕的故事》,一篇短短文章,改编的电影,得了几乎所有的奖,然后大卖,从此感觉自己什么都可以做。然后开始拍《风柜来的人》,很惨,赔光光。

—— 《风柜来的人》票房低迷,却使侯孝贤走上了艺术电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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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被影展害的,现在没有钱。

—— 在《风柜来的人》之后,侯孝贤没有再拍过商业片。谈到电影票房,他这样打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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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片有一个状态,不排戏。看过剧本,了解意思,镜头摆好,整个场景弄好,光打好了,整个都好了,感觉时间都对了,演员准备好就去演,有没有试戏、对戏,全部没有,一次OK。

—— 侯孝贤谈自己片场拍摄的秘诀

我坚持不用网络,我有一个老手机就够了,那个世界不是我的世界,但是完全知道那个状况。

—— 侯孝贤不上网,却自信了解网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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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很固执,钱也不重视,什么也不重视,我老婆骂我。

—— 拍电影很费钱,但侯孝贤不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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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一定可以坚持我们要做什么。这样做事有一定道理,通过自己,自己无憾,追求这个东西就OK了,不管,你们要有什么评论,跟我毫不相干。

—— 侯孝贤谈《聂隐娘》,他不在意外界评论,透着自信与自负

多看几遍吧,真的,而要不是想这个电影什么电影,根本不需要。不要判断,不要用经验判断,不需要,就是去看。

—— 侯孝贤给《聂隐娘》观众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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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忍受人被欺负,我看不惯这个人欺负这个人。

—— 侯孝贤的价值观

我跟阿城根本不必联络,从来不必联络,有什么事一通电话马上就做了。

—— 侯孝贤谈朋友阿城

我其实心非常软,看我公司这些人,看着他成不了事,一直看,看看他慢慢有了,不忍心没时间、没空间把他拒绝了,我感觉不能轻易伤害一个人。……不要轻易否定一个人。

—— 侯孝贤待人处事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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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何事情,是痞子、混帐、欺负人,绝对不放过,不管当官什么不管,我就是敢说,敢跟你拼,我不怕。我从小当过混混,跟这个经验有关。

—— 侯孝贤在沙龙中,忽然激动起来,展示了自己的侠气与义气

舒淇非常好的一个演员。她做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感觉到有任何刻意,那就是她的本质,所以她的人缘特好。……但是她应该早点嫁人,没有一个男的敢追,奇怪了,可能有。可能就是侠客精神。

—— 侯孝贤盛赞舒淇,说她有侠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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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照镜子,喜欢照镜子。一个导演的电影绝对逃不过就是导演本人折射,像镜子里面的人,绝对逃不过。

—— 侯孝贤谈导演与作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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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ier Assayas & Hou Hsiao Hsien

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

—— 侯孝贤 《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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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张铁林,关锦鹏,侯孝贤,陈凯歌,李安,王家卫(1991)

我告诉你打架的感觉,你打过一次大的,所有周遭的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包括别的地方来这里玩的,这就是一种名声。

我的电影你看完后一直过来,结局不是悲伤,而是一种人世的苍凉,苍凉其实是你对人世的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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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如何面对过去,你就会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而所谓的未来其实就是现在。

当导演最怕的就是虚荣,但是虚荣之心却是人世间最难把握的。有时明明做不了的事也要尽力去顶住,但是为了挽回这个虚荣,就会做愚蠢的事,你就会想重新回头用什么来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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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侯孝贤(1994)

你舍不得放怎么会空,不空又怎么去装?放了才能空,空了才能装。

人是什么呢,人只不过是来回。

最有福气的人就是一直往前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什么事都不会伤到他,但这种人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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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孝贤·经典电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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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往事 (1985)

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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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迁往台湾的一家人,在表面平静的日子下,各怀心事。祖母对大陆念念不忘,一心想回去;父母虽也有“外省人” 身份的尴尬,却也清楚知道回大陆只是梦一场;姐姐差不多已当自己是台湾本地人,偶尔伤心落泪是因想起为替父母分重担放弃了念大学;小孩子阿孝咕,则只想着自己如何玩得痛快,完全没有大陆的概念,而对父亲的死,他只觉突然并无太多伤心。

可是因为家庭的特殊,懵懂中阿孝咕也知自己并不完全相同于同龄人。尽管表面上他做着多数成长中男孩都会做的事(四处打架、开始中意某个女孩子),内里却已埋下会突然裂变的种子,只等某个契机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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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 (1989)

A City of Sa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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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命运在轰轰烈烈的时代面前总是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个人,如果勇敢地站出来想阻止时代洪流,多少像奋力扑向风车的唐吉坷德,往往只能当殉道者,而更多时候,个人甚至连选择当旁观者的权利也没有。可是普通人的悲剧,无疑能照出历史的荒谬与残忍。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台湾光复,基隆一户林姓人家眼见也要过上好日子,但人算不如天算,林家大小波折从此不断。“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家中的四兄弟更是只剩下老老实实开有一家照相馆的聋哑人老四林文清。然而悲剧并没到此终止,因为和进步人士有联系,林文清也没能逃脱被逮捕的命运,到此,林家男子只剩林文清和吴宽美的幼儿——他尚呆在襁褓中咿呀咿呀地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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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恋风尘 (1987)

Dust in th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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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后,因家境不许,15岁的农村少年阿远放弃学业来台北做事,初尝人生的辛苦,却仍为自己的理想努力着。一年后,阿远青梅竹马的恋人阿云也来到台北,了解到现实的台北同阿远信里所描述的,是两个世界。可是困顿的环境并没减少他们的快乐,因为他们拥有彼此。

阿远服兵役时,因为有每日抵达的书信,孤身在台北的阿云起初并没感到有多孤独。然而日子久了,遥远恋人的纸上诉情总比不过现实生活中鲜活男孩的低声耳语,加上对未来怀有的恐慌,阿云在阿远退伍前选择了嫁作他人妇。伤心虽有,阿远也只能选择抑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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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 (1998)

Flowers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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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改编自张爱玲曾将其“翻译”成国语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上海英租界一所名叫“长三公寓”的高级妓院里,红倌人沈小红、黄翠凤与周双珠心事迥异,一个想同某个男人建立长久关系,一个一边与多个男人斡旋,一边秘密锁定其中最有闲有钱的一位,想其将来帮她赎身,另一个心地仁厚,却又看破红尘,觉得人生不过如此。

几个女人用生存、竞争与心计作武器参与两性(同性)斗争,来到妓院狎妓的男人则抛出金钱、权力与性,见招拆招。相比外面的世界,这里的男女更加原始更加赤裸,然而,赤裸与原始也可理解为透明——正是此种透明,使得他们的关系相比普通男女,更加天真、自由与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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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时光 (2005)

Thre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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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是侯孝贤对自己电影生涯所作的一次总结。三段故事里男女主角表达情感的方式及所处时代背景,都能在侯孝贤各个时期的影片里找到对应。《恋爱梦》纯净,似不可抵达的梦的彼岸;《自由梦》感人,却是接近天国的更遥远的梦境;《青春梦》冰冷,却是现实。

冒失说出侯孝贤眼中“最好的时光(或最好的电影时光)”是哪一段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的,也只有在辜负浪费之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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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柜来的人 (1983)

The Boys From Fengku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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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清、阿荣等男孩生于风柜长于风柜,他们在高中毕业后等待征兵的日子里百无聊赖,每日通过赌博、打架、看白戏等形式来挥霍过量的精力。因为一次较严重的打架事件,也因对周遭环境的厌倦,他们怀揣几颗忐忑的心,离开风柜来到高雄。起始,自然只能如迷途羔羊般,在大都市的五光十色中乱撞。

在阿荣姐姐的帮助下,他们有了暂时的栖身处。而安稳下之后,阿清和阿荣因渐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产生分歧。一封家书勾起阿清有关父亲的复杂回忆,加上眼见爱慕对象小杏与男友情感变故,阿清沉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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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梦人生 (1993)

Puppet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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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戏大师李天禄出生于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用口述回忆自己的戏梦人生,故事终结于日本战败投降。

小时候的李天禄家里充满矛盾,母亲去世,来了一位冷酷的继母,他跟父亲学得掌上手艺后独自离家,随木偶剧团登台演出、四处游走。

年轻时的李天禄入赘女方家里。后来战争爆发,布袋戏被禁。唱歌仔戏到邂逅丽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加入“英美击减催进队”,为日本演宣传剧,和日本人有了不错的交情。后来李天禄一家人躲避空袭疏散到南部,这过程中,他失去了亲人,而第二天战争就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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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再见,南国 (1996)

Goodbye South,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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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哥接到小麻花的电话,赶到夜市见到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扁头,没动手而是找到刑警欲讨公道,却被反抓,明白自己的尴尬处境——原来“弃武从文”只会使自己更难堪。可是以前混黑社会的日子,想想得来的也只有失落。

因为不懂与时俱进,高哥显得很“可悲”,天早换成了另外的天,他却仍固守着原来的那朵云。30岁的他顾家、重情义、有思想,不想在打打杀杀中混日子,可是却无力改变环境,只能想办法适应环境,然而适应的结果,是事业与爱情的双失败。当他和小麻花、扁头在一起,能短暂放松身心,但是他们在食物链中处于相同的一环,能做的,也只是尽量要笑声持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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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曼波 (2001)

Millennium Ma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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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生命的消耗像是一首风驰电掣的摇滚乐,以热情洋溢的节奏,疯狂起始,然後又在某个浑然忘我的时刻,曳然而止。电音感官的放纵、暗夜生涯的浪荡、过渡爱情的沈沦、江湖义气的不归路,都是多少热血灵魂曾经走过的无悔无憾。

一个年轻女孩活在她自己的异世界里,写着虚幻颠簸的年轻故事。迷幻的时序,跳跃的空间,所有事件都在若有似无的混沌里进行。

女孩名叫Vicky,带着五十万存款,跟小她两岁的双鱼座男小豪拍拖。小豪是无业游民,以极度自私的方式爱着Vicky。他精准计算着她下班回家的时间,检查她的各种帐单与手机通话记录,并且嗅窥她身上的气味,然後在发现不寻常的蛛丝马迹之後,歇斯底里地发怒,让猜疑迷惑了年轻冲动的心智。

两人这样互相折磨着,不平衡的恋情难以长久。Vicky为了养小豪而在酒店当公关,她有一群玩伴,带她在PUB里认识了捷哥。捷哥年长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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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的假期 (1984)

A Summer At Grand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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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妈妈生病在床,台北某所小学毕业生冬冬携带妹妹婷婷来到乡下外公家度暑假,在和当地小朋友共度快乐时光的同时,也逐渐见识到成人世界的各色脸孔。

舅舅房间里藏有通缉犯人,同一个女孩谈着惹外公火冒三丈的恋爱;人见人怕人躲的疯女人和婷婷交上朋友,并救了婷婷一条命;为救治疯女人,外公没赶去台北看望自己要病危的女儿……冬冬虽是懂事的孩子,但上述种种,要他好好消化掉却也费力。但当妈妈和疯女人均转危为安,冬冬在听完外公的一席话后,明白了许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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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聂隐娘 (2015)

The Assas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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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武功绝伦的女刺客,最后,却无法杀人的故事。

中国的唐代,女刺客聂隐娘是将门之女,十岁那年被师父带走训练成顶尖杀手,专门刺杀残暴的藩镇节度使,在一次刺杀任务失败后,师父将她送回故乡,这次,她要行刺的目标是北方最强大的藩镇节度使,她的表兄——田季安,也是她幼年时候的恋人。

女刺客离家十三年后回来了。现在,她面对的是她的父母,她的记忆,她的挚爱,她深藏的感情,这一切,都在向她挑战。做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刺客,她将如何执行师父的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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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我迟早会让他们懂得

背对观众,才能真正的面对自己

6月20日侯孝贤导演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我小时候在凤山长大,有三家戏院,放影片的时候我就会去看,没钱看怎么办呢?我就跟一个伙伴做假票,拿票进去以后捡撕下来的票根,回去粘上,下次接着用。通常虚线的图章不合,但是撕票的人是不会每天看的,因为要撕的票太多了。再后来我年龄更大一点,就是初中高中爬墙、剪铁丝网,反正他怎么封我们就怎么进去。

看电影一直看下来,只是纯粹好看,想看。我另外一个爱好就是看小说,我感觉文字跟影像是一样的。你以为影像很直接?其实不是,好的影像是会透露其他隐藏的信息。其实跟文字是一样的,文字是表面的,但是它隐藏了深度,从表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两个是异曲同工的。

高中时候我的经历也很特别。高中没毕业,也不可能毕业的,留校察看我也不搭理。考联考又考不上,只能去服兵役,服兵役回来两年我跑到台北打工。那时候有给通用电子公司做零件的,很多学生都在那里打工。我升到初级技术员时一个月1100块,就开始准备考国立艺专。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国立艺专影剧科,一边工作一边看书。在台湾的联考里面国立艺专影剧科是分数最低的,别人最后才会选的,我选第一志愿,也因为服完兵役可以降低录取分20%,所以我就考上了。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跑去艺专的图书馆,借了一本名字叫《电影导演》的书。英文的序言,只有一页多一点,我却查字典查半天。它最后一句话说:“当你把这本书都弄透彻了,你还是不能当导演。”我就合起来就还了。后来就在学校里混,一年级就被留校查看,因为打架什么的一堆事。但最后我也正常毕业了,因为我服过兵役,肯定会毕业的。

我年轻时候很叛逆不羁,但其实也没有到“黑帮”这类用词这么严重,基本上就是喜欢玩。

我家住的是县政府宿舍,我们巷子一出去就是一个城隍庙,是那种最古老的城隍庙。城隍庙不管是里面的建筑、树木,还是住在那附近的人,都历经好几代了。就像个社区一样,彼此之间常常玩在一起。如果有外人进来发生冲突,我们自然会团结在一起。或者是你在凤山别的地方被欺负了,我们就会一起去找回来。

城隍庙旁边有个打铁店,我们打了很多铁器,其实很危险的,打铁器是因为跟别的地方有冲突了要防备。我那时候应该初中吧,约架约在凤山一个公园。那时候天很黑根本没什么电,他们那群人是从那边来,我们这群人在这边一直找,找不到,后来就派我跟另外一个小学同学过桥去探。结果他们就躲在桥下,黑暗中突然就拥上来了,只看到黑夜里面刀剑相碰的火光。

有没有人受伤?小伤。会不会死亡?不会。这种明着打一点都不会有事,不可能出事的。你听起来好像很恐怖,其实没有。真正会出事的是结怨结久了,对方要刺杀就会偷偷来,这种事在凤山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你说《南国,再见南国》我会不会拍?当然会了,必然会。但那种拍法跟一般的不一样,一般的就是好像帮派里面都很跩,穿得很炫。而我们就是每天没事聚集在一起,不然就是一起赌,赌的钱也不大。

从我离开凤山以后就开始变化了,毒品开始进来,我们叫四号、吗啡,还有四号之前类似咳嗽糖浆的这种。我不涉足这些,包括毒品或者什么的。我有一个尺度,最严重的只不过把士官俱乐部的大门给砸烂了,最多就是这样子而已,或者是带着刀在街上寻对方的人,找了几天也没找到。所以我基本上没有进入到没办法脱身的状态。

后来我就离开这些东西了,原因就是我非常喜欢小说,看了很多小说后就有一种向往,这种向往是说不上来的。

回想以前的种种,假使我没有那些经历,可能会像你们一样,在念大学、念高中的时候就想我要做什么、怎么过活,又或者是家长压力,或者种种,那我可能也会变成老师。我姐姐跟我哥哥都是师范毕业的,两个都是老师。那做老师能不能变?绝对可以变,就看你们怎么变!假使你们从小学就看小说,喜欢看电影,你就有机会变。

进职场后我当了几年场记,后来是编剧兼副导。写的第一个剧本是《桃花女》,第二个是《定婚店》,其实就是“月下老人”的故事,唐传奇里面收录的一篇。《定婚店》的时候我同时兼副导演,因为导演是摄影师,我还要负责现场的调度。所以你看我的机会多好,从此很快就做编剧、副导,一直做到导演。

我们那时候在电影上刚刚冒头,每天一堆人聚在杨德昌家,写了一堆要拍的,每天讨论来讨论去。杨德昌能力非常强,而且他是用英文思考,不像我们用中文思考。英文思考有什么好处?逻辑性比较强。我们中文是一颗一颗的,是具象的;而英文是抽象的,每个字的拼写相关字都会用到,是有逻辑的。他逻辑方面比我们强很多,我们是直观、直接、具像,所以反映到电影上,我拍片的方式跟他就不一样。

那时候陈国富也会在一起。我第一次是在电视上看到他,很厉害的。高级工商学校毕业,连大学都没有上,英文还是自修。我就说他的脑袋特别好,处理什么事情特别快。

焦雄屏是从美国奥斯丁念书回来的,她性格比较直,写了一堆评论被人家骂。你写电影不好,那人家片商怎么上片?所以她没事就找我帮她出面,或者打电话来说某某又怎样,某某要怎样,我就直接打电话过去骂人家。她胆子非常小的,我不骗人。但是她的企图心又很大,非常可惜,她对电影还是不了解,毕竟是念电影理论的。这个电影圈最流行一句话“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嘴巴上不说,大家心里都有数。后来她得罪太多人了,没有人和她合作,她的学生也不想跟她合作。我现在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最后我也跟她闹翻了。我当金马奖主席的时候,她直接凶我底下的执行长。我当台北电影节主席三年,金马奖主席五年,把整个组织架构都做好了——执行长最重要,主席是虚位。所以无论怎么换主席,执行长还是一样做,是最重要的。她这样削一个电影节执行长……电影节不是任何人的私人领域。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个年轻人其实是非演员。那时候她还是高三,我在台湾万国戏剧院门口看到她,当时就傻了,犹豫半天不敢上前。结果她就走了,我就舍不得,一直在后面跟。她上天桥,我就跟着过天桥。她下,我就跟着下。没办法最后还是舍不得,我就掏出我的身份证,跑到她面前说我是某某——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名气——我是拍电影的怎样怎样,希望能跟她要一个电话。她留给我了,她就是辛树芬。

我前面拍她的是《恋恋风尘》,其实《恋恋风尘》你们看过就知道了,简直是……然后她就嫁到美国了。老公是她小学同学,这个同学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全家移民到巴西,他们一直保持通信。拍完《恋恋风尘》辛淑芬就跑到美国嫁给他了。我是后来拍《悲情城市》硬邀她回来,但她拍完那部就再也没回来。

我说我的电影“背对观众”,是指在想事情时一天到晚盯着观众干吗?每天都想这群人希望我的剧本应该是这样,那样写可能不行,这种东西上次票房不是很好,这次应该搞成这个样。那你是干吗,迎合吗?迎合怎么会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说背对观众,你的创作才开始。你不能一直想着观众,背对他们才能认真面对自己。你关注的不是木头,不是大厅,是人。因为你要拍的是人,你对人彻底理解了,你就能拍得到,拍得到了他们才会理解。你不能老想着我这次十个亿,下次二十个亿,就去把这个元素抓来,那个元素抓来,想着哪个明星可以用。你也许可以成功一次两次,但绝对不会长久,慢慢你自己就没了,因为你不是在创作,你是在帮观众找一些迎合点。

所谓主流电影消费者,他们愿意来我欢迎,他们假使还没办法懂得欣赏,没关系,我迟早会让他们懂得,反正我会一直拍。

现在年轻人的时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只要肯做就有得活,只要认真做就会做起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技艺是人在世界上存在最重要的东西。意思是这样,好像是卡尔唯诺说的。为什么?因为技艺是确切的,是你跟现实事物的接轨。比如你要进入这个行业,假使你会画画,你会一样特殊的技能,这就是最好的起点,而且你会越走越深,深到一定的程度,什么都是通的。讲俗一点就是,你要发现你的特长。为什么技艺最重要呢?你要是从小就是一个木匠的话,你做一辈子,越做越厉害,而且这个技艺会通到别的技艺,你的眼光也会非常厉害,这是一定的。就像我虽然做电影,但我看人看事,看各种造型艺术都能有我的判断,我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

现在很多学电影的一开始就要当导演,我感觉不是,你自己有没有准备好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不能被架着上,好像大家认为你很棒你就可以,其实不一定。底子打扎实,技术层面就会升很快,文学底子跟生活世俗方面经验很充沛,你就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没关系,你自己可以操练,只要你喜欢。哪怕找半天只找到一个马马虎虎的工作,去之后记住认真做,它会回报给你的。或者哪怕你一直心里面不喜欢,你也把它做到底,最少懂得怎么跟人家沟通,怎么跟人家横向、纵向连接,公司的营运操作是怎么样。我感觉你只要对你第一个进入的行业认真,它就一定会回报给你,一条路你越走就会越清楚。

新世界人物——影谈—台湾新电影导师——侯孝贤



一个人,

没有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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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0 22:00: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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